姚若松

    内容摘要：在全球人口结构老龄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老年心理健康领域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老年教育的研究也需与老年心理健康研究相联系，共同发展。本文梳理近年来我国老年人心理健康研究领域的成果，从老年心理健康概念及标准、测量工具、影响因素等四方面；探讨当前研究热点的进展及存在的相关问题；提出鼓励学科联合、细化年龄分段、重视高龄老人、关注老年心理健康与老年教育相结合等建议，以期为今后有关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老年人，心理健康，测量工具，影响因素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提高和现代医学技术发展，人类平均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身心健康备受关注。我国201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达2.02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8%^[1]，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自“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提出以来，关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研究开始越来越重视心理因素，我国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也从多个角度突出了对老年人的精神关怀。我国老年心理学研究起步较晚、发展较慢，与当前快速老龄化的社会发展状况存在一定差距。本文拟梳理国内近年来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研究成果，探讨老年人心理健康研究的概念及标准、测量工具、影响因素，分析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总结该领域的现状及趋势，旨在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概念和标准

根据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身心特点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老年心理健康定义，是开展老年心理健康研究的重要前提。然而，老年心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理论基础相对薄弱，迄今尚无统一界定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概念，国内研究多沿用一般性的心理健康定义。但即使心理健康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多维概念，学界至今无公认定义。众定义中，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标准较具概括性：心理健康不仅指没有心理疾病或变态，个体社会适应良好，还指人格的完善和心理潜能的充分发挥，亦即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将个人心境发挥成最佳状态^[2]。吴振云^[3]根据以往研究结果，提出老年人心理健康内涵包括：性格健全，开朗乐观；情绪稳定，善于调适；社会适应良好，能应对应激事件；有一定交往能力，人际关系和谐；认知功能基本正常。该观点从性格、情绪、认知、社会适应等方面进行界定，具有一定普适性。

由于心理健康定义不统一，据此制定的心理健康标准亦呈百家争鸣之态。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 H. Maslow）和米特尔曼于上世纪50年代提出了“最经典的”的心理健康十条标准，该标准包括了自我认知、人格、情绪控制、人际关系、适应等方面的内容。2012年，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也提出了本土化的“中国人心理健康标准”^[4]，该标准由190多名专家学者共同制定，历时3年之久，荟萃154篇既有文献的研究成果而成，涵盖了自我和谐、人际和谐、社会和谐三个层面的内容，分为6项指标，每项指标均有其评价要素。在老年人心理健康标准方面，中华医学会（1982）和我国卫生部（2009）都推出过老年人心理健康 10 条标准，但内容基本脱胎自前述马斯洛的心理健康十条标准，或弱化了人际关系，或增多了兴趣爱好。其他研究者提出的老年心理健康标准虽条数不同重点各异，但实质仍未跳脱这三个“十条标准”的框架。这既说明“最经典的标准”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普遍适用性，亦表明一般性心理健康标准是制定老年人心理健康标准的有益参考。前述“中国人心理健康标准”制定过程较为科学严谨，贴近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且年代较近，可资借鉴。

二、测量工具

心理健康是一种难以直观判断的状态，需借助各种心理健康测评工具进行测量。我国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研究起步较迟，用于测量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工具多从国外引进、修订较为成熟的心理健康量表。

症状自评量表（SCL—90），是国内老年心理健康研究中使用最为普遍的心理健康量表。该量表共90个项目, 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九个因子。该量表包含较全面的精神病症状检测内容，对初中生至成人都普遍适用，是初步筛查临床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的常用工具。此外，健康调查简表（SF-36）、健康自评量表( SRHMS)、康奈尔医学指数健康量表（CMI）也使用较多。但这些量表设计的初衷都是辅助临床检查，甚至心理状况仅是测查的诸维度之一，显然无法揭示正常人心理健康的良好程度。近来亦有研究者采用简易心理状况评定量表Kessler10（K10），该量表含10个条目，内容为过去四周内经历的焦虑和压力水平等非特异性心理健康状况相关症状的频率，国外研究者已在全国范围内多次利用该量表进行大规模的人口心理健康状况调查^[5]。

幸福感量表在老年人心理健康调查中亦多有运用（通常认为幸福感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常见的有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和幸福感指数量表( WHO-5 Well-Being Index)。此外，一些心理症状鉴别量表或人格量表（如GDS、SAS、CES-D、MMSE、16PF、EPQ等）也都曾用于各类老年心理健康研究。

上述量表，或在内容上与我国国情产生差异；或过于偏重临床诊断功能；或测量维度过于单一；或项目数量过多不适用于老年人；或量表常模编制较早未能及时更新。有鉴于此，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老年心理研究中心于1995年编制以了我国城市老年人为适用对象的心理健康量表，于2008年完成该量表第三版的修订工作，并制定了全国常模，量表最终包含68个题目（其中3道为重复题目,用以考察作答有效性），采用4级计分，包括认知效能、情绪体验、自我认识、人际交往和适应能力5个分量表^[6]，通称《中国心理健康量表》老年版（CMHI-E），总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5、重测信度0.92，各分量表Cronbachα系数介于0.75~0.88、重测信度0.71~0.93^[7]，是国内较理想的老年心理健康测量工具。应该注意，该量表更确切的名称应该是《老年心理健康量表（城市版）》，全国常模是以5149名城市老年人的样本为基础的，因此更适合对城市老年人使用。

三、老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

早期，我国老年心理健康研究大多关注城市老年人，随着研究的深入，农村老人、少数民族地区老人，以及空巢老人、移居老人、灾区老人、养老机构住户等特殊老年群体也逐渐进入研究者视野。尽管研究结论不一，但总体倾向于认为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堪忧。经文献梳理分析，发现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因素主要如下：

    （一）、人口学变量

1、户籍

在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背景下，研究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异同，能完善社会对老年人群体的概貌性了解，增强政府相关制度决策的科学性。张玉芳等（2010）研究认为，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经济收入、医疗费用来源、接受健康教育情况和慢性病等是影响城市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8]；杨桂凤等（2008）指出，经济稳定性、健康状况、医疗费支付方式、家庭关系、配偶状况及负性生活事件等是影响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9]；徐红波等（2012）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老年人躯体化、强迫症、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性病因子得分显著高于城镇老年人^[10]。栾文敬等（2012）利用Ordered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健康状况、收入、自我照顾能力、家庭关系等显著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且城乡间非常稳健；同时，在心理健康自评方面，低龄（60~80岁）老人中城镇老年人优于农村老年人，但高龄（80岁以上）老人中则不存在城乡差异^[11]。

可见，不同户籍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有差异。但该现象可能无法简单归结于户籍影响，而需探究户籍背后捆绑的社会发展红利。尽管有些研究利用统计方法控制其他因素（如经济收入、福利制度）后，发现户籍影响仍显著，但不能就此认为户籍明显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任何时候，专业知识都应凌驾于统计方法之上。当然，亦不排除单纯农村户籍标签本身便对老年人造成某种心理压力。具体尚待研究。

2、性别

在探讨老年心理健康影响因素时，几乎所有研究者都将性别纳入考虑范围。多数研究认为，老年人中男性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女性，Pinquart等对300多个实证研究进行元分析，发现除主观年龄认识外，女性老年人在主观幸福感、积极自我概念等所有测验中得分均低于男性^[12]；兴华等（2009）利用《中国心理健康量表》老年版（CMHI-E）调查了洛阳城区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发现除人际维度外，男性老年人在性格、情绪、适应和认知等方面均显著优于女性老年人^[13]。不过，韩燚等（2011）的研究则显示，女性老年人SCL-90各因子均分虽高于男性老年人，但差异不显著^[14]；唐丹等（2011）考察了生活背景基本相同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指出当研究设计控制了危险因素（如文化水平较低、收入较少、单身等）后，性别方面的差异将减小或消失，甚至女性优于男性，支持了老年人心理健康性别差异的危险因素暴露说^[15]。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性别差异，究竟是性别本身造成，抑或是女性总体处于弱势地位、面临更多危险因素并累积至老年期所致，尚未可知。若后者成立，又有哪些危险因素是现实可控的，期待今后更多研究，以促进女性老年人心理健康。

3、年龄

年龄是影响老年人身心变化最明显的因素之一，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随年龄呈先降后升之势。总体而言， 60～70岁是心理障碍最多发的年龄段，70岁后有改善，可能是此时老人已基本适应社会角色转换，并建立起新的日常生活行为模式^[16]、[17]。高新义等（2009）对新疆克拉玛依社区老年人的研究指出，该地区有88.46%年龄在90岁以上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达到良好，且70岁以上老年人心理状况优于较低年龄老人^[18]。李娟等（2009）认为，75岁可能是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一个关键转折点^[7]。栾文敬等（2012）研究指出，80 岁以上老年人较之60~80岁老年人更满意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但80岁以上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无城乡差异^[11]。

从过往研究来看，年龄是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因素中为数不多的连续性变量。许多研究基于信息处理的需要，通常会将老年人年龄进行分段，但划分标准较为随意，无形中降低了不同研究之间结论的可比性。199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状况，提出了新的年龄划分标准：45岁以下为青年，45~59岁为中年，60~74岁为老年前期（年轻的老年人），75~89岁为老年，90岁以上为老老年（长寿老人）。建议今后研究可在此年龄分段框架下，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

4、文化程度

在知识经济时代，文化程度作为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备受关注。多数研究倾向认为，文化程度越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越好。刘娅等（2012）发现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影响最大三种因素依次是文化程度、医疗满意度和婚姻满意度^[19]。更有研究表明，早年受教育程度与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及其退化有更为密切的关系 ^[20]、[21]，受教育水平显著影响老年人语言、计算力、记忆力和视空间能力^[22]。不过，也有研究指出，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并未受文化程度影响^[23]。张由月（2009）对成都市城乡400名老年人进行调查，发现心理健康水平最好的是高中、初中文化程度的老年人，其次是小学、大专，最差是本科和文盲，即呈U型分布^[24]，而非传统认为的线性趋势。

根据过往研究，个体文化程度差异对老年心理健康有一定的影响，但其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机制及是否与其他影响因素存在交互关系等，有待进一步研究。

5、经济收入

众多研究表明，经济状况是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收入水平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好。一项对北京城区1985名老年人进行调查的数据显示，83.25 %的老年人患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慢性疾病^[25]，医疗保健费用占据生活经济负担重要部分，病不起是老年人普遍存在的担忧。不过，也有研究提示，经济因素在改进老年人心理健康方面存在年龄局限性，即其对低龄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影响显著，对80岁以上老人影响不显著^[11]。该经济收入的高龄局限性，究竟是由研究抽样误差造成，抑或确实客观存在，现有文献探讨不多，建议今后研究给予更多关注。此外，联系上述的户籍和年龄因素，不难发现，高龄老人似乎存在区别于其他阶段老人的独特心理健康特点，但综观老年人心理健康领域研究现状，专门针对高龄老人的研究基本空白，亟待加强。

（二）、躯体状况

心理与生理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健康的影响，一直是心理学家和医学专家致力探讨的问题。多项研究表明，躯体状况是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自身患有躯体疾病是引起老年人焦虑、抑郁的主要影响因素^[26]，身体状况显著影响老年人的性格、情绪、适应、认知等方面^[27]。张国琴等（2011）对新疆石河子市640名失能老年人的调查研究发现，失能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明显比一般老年人差，心理问题突出^[28]。究其原因，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免疫力下降，易患各种疾病，加之感知觉、记忆力等心理功能减退，导致医疗费用负担增加、生活自理能力降低，容易诱发或加重老年人焦虑、抑郁等负性情感体验；此种不良心理状态，反过来又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和生活质量，促使躯体功能进一步下降，形成恶性循环。除真实的躯体健康状况，周罗晶等（2008）亦发现，对自我健康状况评价越差的老年人，其心理指数和生活质量的得分也越低^[29]。然而，躯体健康自评与心理健康水平二者间的此种相关性，是否足以提示前者对后者存在影响，尚有待更巧妙的研究设计进一步具体探讨。

（三）、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是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按性质分，包括客观支持（可见的、实际的支持）和主观支持（个体感受到的支持）；从来源看，既包括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也包括来自家庭、邻里和朋友的照顾。

严建雯等（2008）等研究了性格、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等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发现外倾性和神经质通过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和积极应对等中介变量间接影响空巢老年人的心理健康^[30]。唐建良等（2011）对比了不同医疗保障制度下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发现医疗保障类型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优于受教育程度、家庭关系、收入和社交状况等变量的预测力^[31]；栾文敬等（2012）亦指出，在农村，获得社会保障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显著好于未获得社会保障的老年人^[11]。

另外，资料显示，配偶是老年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第一提供者^[32]、[33]，夫妻恩爱是老人长寿的重要因素^[34]。陈琳莹等（2011）采用《中国心理健康量表》老年版（CMHI-E）调查了广东142位留守老年人，结果显示，配偶健在者心理状况显著好于丧偶者^[35]。其他研究者采用SCL-90对普通老年人群体进行的研究，也获得类似结论^[14]、[36]。

吕林等（2011）探讨了不同养老模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发现家庭养老比社会养老对认知能力、人格、人际关系、适应能力有更多的积极影响 ^[37]，支持了吴振云等（2003）居家养老者心理健康状况明显好于集中养老者的研究结论^［38］。尽管如此，有研究亦指出，是否与子女共同生活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无明显影响^[14]、[39]。这可能与当前社会竞争压力大，成年子女整日忙碌于工作，孙辈则忙于学习，相对无暇顾及老人有关。

综上，研究者对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关注较多，成果亦较为丰富，但对老年人自身可调控度较高的人际关系层面探讨却很少。结合当下城乡空巢化日趋严重的社会现实，建议重点研究老年人的邻里和社区人际关系现状、特点及其影响因素，促进老年人发展新人际关系，增强交往能力，提升社会支持利用度。

（四）、兴趣爱好

老年人退休后积极培养兴趣爱好、参加文体活动，可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该方面目前探讨最多的是体育锻炼。有研究表明，老年人坚持身体锻炼有益于提升主观幸福感^[40]，太极拳、健走等各类体育锻炼，能有效调节并促进心理健康^[41]、[42]。吕仙利（2012）进一步指出，参加集体型体育锻炼项目比单独进行体育锻炼更能显著增进老年人心理健康，且更注重团体配合的集群性体育锻炼项目改善效果更明显^[43]。尽管关于体育锻炼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一直很活跃，但存在低水平重复问题，明显缺乏长期性的纵向跟踪研究。此外，有研究亦探讨了书画练习的影响，发现老年人坚持书画练习有助于提高心理健康水平^[44]、[45]。可能是书画练习要求心平气和，客观上间接促进了老年人自我心理调适。

关于兴趣爱好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结论比较笼统，且除体育锻炼及书法绘画外其他活动探讨不多。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分析各种兴趣爱好活动具体侧重促进老年人哪些方面的心理功能，从而科学指导老年人依照自身特点选择有针对性的休闲活动。

（五）、心理干预

老年人作为心理问题的高发群体，心理干预的作用与影响不容小觑，其促进效果已为众多研究所证实。以往研究多注重老年心理健康的治疗性干预，近年来，随着居家养老体系和社区医疗模式的发展，关于老年心理健康的支持性干预研究明显增多。许雄生等（2009）对河源市某社区330名60岁以上无严重精神疾病的老年人进行对照研究，发现经过为期3个月的支持性心理干预，实验组在躯体化、抑郁、焦虑方面的SCL-90分数比干预前明显降低，较之对照组心理健康状况显著改善^[46]。陆安萍（2010）发现支持性心理干预能显著改善老年人抑郁、焦虑、躯体化、人际关系、惊恐等心理方面的不良状况^[47]。

然而，目前我国关于老年人心理干预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对各种干预方法的后续效果评估，尚未形成任何专门针对老年人特殊身心特征的心理健康干预体系。早在上世纪末，英国因心理健康问题就诊和接受治疗的人群中就有1/3是超过 65岁的老年人^[48]。在中国社会环境下老年人很少因心理问题就诊，但隐形患者数量应该也不小。如何借助包括社区医疗模式在内的有利条件，为这些隐形患者提供有效心理辅导服务，是我国老年人心理健康干预研究必须纳入考虑的问题。

综上所述，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人口学变量（户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经济收入）、躯体状况、社会支持、兴趣爱好、心理干预等五个方面。

四、小结与展望

综观国内关于老年心理健康的研究，研究者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从研究对象、研究工具、研究结果来看，该研究领域已取得丰硕的成果。而现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对老年心理健康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针对现有研究中存在的系列问题，除界定概念标准、完善测量工具及分析方法外，更应注重研究设计的精细化。具体而言，未来研究可从如下方面加强：

首先，鼓励学科联合，提倡跨领域研究。老年心理健康涉及多个学科内容，如老年医学、营养健康学、社会老年学及咨询心理学等等，需要各领域专家精诚合作，发挥优势整合资源，强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其次，细化年龄段划分，提高干预针对性。从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分析中，不难发现，年龄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点，这提示我们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身心特征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今后老年人心理健康研究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年龄分段，以便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心理调适和保健方法。

再次，重视高龄老人，提升研究前瞻性。寿命越来越长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高龄老人日渐增多的有利环境下，研究分析高龄老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不仅可以为其他低龄老人的健康长寿提供有益借鉴，同时，亦有助于启发研究者的纵向跟踪研究思路，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老年人心理健康研究领域。

最后，积极关注老年教育，扩展研究视角。继《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白皮书（2006）明确提出“保障老年人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正式将老年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更有研究者提倡将“健康快乐”作为老年教育的核心理念。老年教育能够帮助老年人提高社会参与度，发展兴趣爱好，扩建社会支持网络，提升退休后生活质量等，其对增进老年人群体心理健康的独特作用应得到研究者重视。

（作者系心理学博士,广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广东省老干部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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