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老干部大学《主观幸福感对老年教育的作用机制研究》课题组

    内容提要：步入21世纪，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速将达3.3%，老年人口占比增长速度和绝对数量在世界范围内均较高。这一变化为我国社会管理和服务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对社会养老服务、物质和心理支持的需求也在急剧增加。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以及应对方式是个体心理卫生健康水平研究的重要概念，同时影响个体生活质量。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回顾和总结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理论与研究进展，探讨其未来研究方向。

    关键词：老年人  主观幸福感  社会支持  应对方式

引言

目前，随着我国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和人类寿命的延长，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是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关键，是老年人心理卫生的重要指标。主观幸福感的增强，对于老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老年人家庭成员健康生活、老龄化社会整体幸福感的提高等，具有极其重要意义。通过研究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不仅可以有效了解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现状，而且有利于社会采取更加有效措施，促进、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帮助老年人保持身心健康，消除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不利因素，促进社会、家庭稳定和谐发展。

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包括身心体验和情绪体验，有其自身的主观因素基础，也受来自于社会各界的客观支持以及老年人本身对这些支持的利用程度和效果因素的影响，如社会养老体系、养老制度、养老福利机构等物质基础，及老年人家庭和所处社区的环境支持，都会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从个体心理研究的角度而言，越高的社会支持水平，老年人自身的正性体验及对物质和精神的支持利用程度也较高。这说明社会支持水平感知及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有一定的关[1]系。

一、老年人主观幸福感（SWB）的理论及相关研究

1、主观幸福感的定义

Diener（1984）提出，主观幸福感（SWB）是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估，它是个体重要的综合性心理和个人生活质量体验指标^[1]。

研究者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个体内心的体验层面上。Diener提出其三个特点，分别是主观性、整体性以及相对稳定性。其中主观性是指主观幸福感属于个体内部的情感体验；整体性则认为其应包含个体各种积极、消极情感及个体对于生活满意度三个综合评价部分；相对稳定性认为主观幸福感的体验是保留在相对稳定的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上^[2]。

因此，可以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内心一种主观的、整体的以及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情绪感知概念。

2、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发展

Watson（1984）等人认为，具有神经质人格特征的群体比其他群体更容易倾向于体验生活中的负性情感，他们比其他人群更容易感受到生活给他们带来的抑郁、悲伤；而具有外向型人格特征的个体则比其他人群更容易体验生活中的正性情感，所以具有外向型人格特征的个体比具有神经质人格特征的个体主观幸福感体验更高^[3]。伊蒙斯（1986）等人认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不只是个体的人格特征，个体所处的外部社会环境对个体的人格表现出来的人格特征也有影响，因此他们将人格和环境都看作互为因果的独立变量和依存变量来加以进行相关的研究。莫 Moskoowitz（1995）等人研究支持了此观点，他们提出个体所处的环境状况、个人的社会行为以及个体独特的人格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并且共同作用于主观幸福感^[4]。

还有研究者认为，年龄不只是纯粹的人口学变量，还包含许多人们在人生价值观形成期的一些特殊时代信息，这对主观幸福感有一定的影响。Blanchflower（2000）的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与年龄存在着U形关系，其中在美国和英国幸福感在40岁左右达到了最小值^[5]。因此，许多研究者试图研究年龄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时，控制这类信息的影响，来减少年龄与SWB之间关系研究的误差。然而，这种技术仅仅适用于特定的追踪研究，要对年龄与SWB关系所得出的各种结论做出科学的解释，不仅需要使用到发展心理学的相关知识，还需要结合个体在成长环境中受到特定的社会以及文化历史背景的影响^[6]。我国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初起源于心理学研究，90年代以后进入了社会学、经济学的研究视野。相关研究主要利用测评量表以及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直到2l世纪一些科研机构开始以全国城乡居民为对象进行较大规模的实证性研究。研究发现，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程度与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年龄之间均呈倒U型的关系。已有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及生活满意度水平整体处于中等以上；在情感体验中，我国老年人总体积极情感较多，消极情感较少；部分老年人（约10%）主观幸福感水平比较低，他们对幸福的体验是消极情感多于积极情感。此外，城乡之间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梁渊(2004)等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因为生活自理能力低于城市老年人，所以相对于城市老年人他们体会到更明显的经济、身体状况和幸福感的威胁^[7]。胡军生、肖健和白素英(2006)对江西农村老年人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较低而且显著低于城市老年人^[8]。邬俊福(2010)研究认为，农村和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无显著差别^[9]。由于农村老年人和城市老年人在经济状况、医疗状况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一些研究者比如袁云，梁辉，任杰等则只针对城市老年人或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以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刘仁刚等对我国老年人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影响中国老年人健康的因素包括个人概况，以及收入和住房、医疗、养老、婚姻、工作、爱好、个性等九个方面，这些方面都不同程度的影响着我国老年人的幸福感，并且与应激水平和抑郁呈现显著相关^[10]。

上述相关研究在我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领域积攒了大量的可靠的、可供参考的相关研究数据，并且在这一领域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研究经验和研究成果，为我国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研究提供了研究借鉴的基础，同时，也为我国解决老龄化社会发展期间出现的问题提供了相关的科学理论依据。然而，在相关研究中，仍然存在看法不一、结论各异的情况，对于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仍需深入。

二、社会支持的理论及相关研究

1、社会支持的定义

关于社会支持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各研究者分别从不同的研究目的出发来探讨社会支持以及社会支持的各维度，同时也提出了对社会支持的多种的理解和定义^[11]。

J．E．Hupcey(1998)把历史上对于社会支持的相关定义整理总结为根据个体所处不同生活环境所提供不同的社会支持水平的性质（Cobb，1976）、从接收支持者的角度（Proeidano等 1983）、社会支持提供者的意图或行为(Shumaker．Brownell，1984)、与互惠性之间的相关（Antonucci，1985）以及根据社会关系网络(Linetal，1979)等5个方面来解释社会支持。

关于社会支持的研究虽然始于西方国家，但我国对于社会支持的相关研究也已经比较成熟，学者们通过各自的研究阐释了他们心中对社会支持的理解。我国学者陶沙（年份？）等通过对大学生社会支持结构的调查研究发现，社会支持的构成从社会支持的来源不同的角度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纵向来源，如大学生的父母、教师等；一类是横向来源，如大学生生活中的同学、朋友等^[12]。程虹娟(2004)则认为应该分别通过对社会互动关系、社会行为性质和社会资源作用三个方面的研究分析来界定社会支持的概念^[13]。

2、社会支持的研究发展

关于社会支持的测量研究，国外研究起步更早，研究也比较成熟。除了对社会支持测量工具的研究，国外研究者提出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主要存在三种理论模型^[14]，分别是主效果模型、缓冲器模型和动态效应模型^[15]。在国内，我国肖水源根据我国人群的社会以及文化背景所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在国内使用较广。

研究者认为，关于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是包含多种环境及个体因素的全面体系。如刘爱玉等 (2000)的相关研究指出，老年人身体状况方面的因素，如健康、年龄等，老年人目前提供给他人的各项支持以及老年人子女的数量是影响老年人社会支持的三类显著性因素^[16]。贺寨平(2008)研究发现，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相对于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经常提供一些重大的支持；男性相对于女性提供支持的种类更多；更多的老年人提供情感和社会支持，而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实践支持；单身人士提供交往支持，而已婚人士则提供情感和实际支持^[17]。朱婷(2010)总结了近年来我国老年人社会支持研究的内容和视角，指出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是一个包含多种因素的全面体系，资源系统满足老年人生存和发展需求，划分为经济资源、生活照料资源、精神资源。提供系统起桥梁作用，包括法律支持和政策支持^[18]。

三、应对方式的理论及相关研究

1、应对方式的定义

Folkman等认为应对方式是指当个体判断与环境的交互作用预期可能会为自己带来过多的负担，或者会超出自己所拥有的资源的时候，为处理这种交互作用的内、外需求，个体所采取的认知和行为上的努力^[19]。Lazarus（1984）等认为人们具有远离、自我控制、面对、寻求支持、逃避、接受责任、积极响应以及有计划的解决等八种应对策略，这些应对方式主要涉及情绪取向以及问题取向应对两个方面^[20]。此外，研究者对于应对方式分类的研究，还有自我防卫机制理论、人格功能理论、情境理论、现象学-相互作用理论以及马塞尼(Matheny，K B．)小组对于应对方式的几种不同解释理论观点^[21]。

研究者对于应对方式的理解存在多样性，目前学术界对其尚无统一的认识和标准。然而，不同研究者提出的应对方式都有一定的共同特点, 即应对方式中存在积极的成分以及消极的成分两个方面，积极方面如积极改变现状、努力寻求支持等，而消极方面如回避问题、发泄情绪等。

2、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

在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中，以下几方面研究较为突出：

（1）应对方式与社会支持：国外有研究表明：在高应激状态下的人，若少了支持的必要动力和积极的应对方式等因素，则其心理受损害的风险比普通人群危险度高出两倍以上，可以高达43.3%^[22]。

（2）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Vitaliano（1987）认为积极的应对方式可帮助个体维持心理平衡，从而更好的保护心理健康；反之，不良的应对方式则会加重压力的负面影响。国内研究表明，在各种应对方式和大学毕业生压力情景的特征关系上，幻想和自责等消极的应对方式更易于引发各类心理健康问题^[23]。张虹（1999）等人研究发现，解决问题、寻求帮助等积极的应付策略相比于自责、退避等消极的应对方式，对个体心理健康具有更大的积极调节作用^[24]。冯永辉（2002）等研究结果发现，中学生的应对方式与焦虑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25]。

（3）应对方式与人格特质：个体在应激情景中，其应对方式与其人格特质一样，也会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人格作为个体本身相对稳定的特质来说，是应对方式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26]。不同的人格类型对个体生活事件以及自身的内部资源感知方面也会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会致其采用不同的应对方式来面对压力^[27]。陈红（2002）等人的研究表明，A型人格和B型人格与应对方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28]。

（4）应对方式与认知灵活性。近年来，认知灵活性在与应对方式的相互影响的研究中，也成为了应对方式相关研究的热点和前沿^[29]。有研究发现，个人面临各种各样社会问题的时候，认知灵活性是制作各种应对策略的必要成分，认知灵活性不仅仅能够帮助个体学习从不同方面看待问题，怎样在不同的背景下来运用个体自己所学习过的知识，怎么用不同的应对方法去面对社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在对认知灵活性进行训练之后，能更好的减少个体的刻板性，使人们能更快更好的适应新的生活环境^[30]。

四、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两两相关研究进展

1、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的相关研究

Weiss（1974）研究发现，个体在得到各种社会支持的情况下更加能够体验到积极的情感，也就是幸福感的体验也高；Kaim (1980)等人也认为社会支持水平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31]。台湾Luolu（1999）研究显示，社会支持与幸福感、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正相关^[32]。Kee-Lee Chou（1999）对475名香港青年的研究表明，拥有亲密朋友的数量与个体的积极情感存在正相关^[33]。

过往对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主要讨论和分析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34]：

（1）从社会支持来源的角度研究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吴丹伟（2005）等人的研究表明，大学生异性朋友的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是最大的，其次便是来自母亲和老师的支持^[35]。Winer(1971)研究显示个体感受到父亲提供的工具支持比情感支持多，母亲的这两种支持没有显著差异，接收到朋友提供的情感支持比工具支持多，Horian(1995)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结论^[36]。

（2）从不同方式的角度来划分社会支持，社会支持可分为情感性、工具性和资讯性支持三个方面。西方研究结果显示，情感类的支持相比其他实质性的支持更能影响着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而工具性和资讯性的支持主要是满足老人在躯体健康和经济上的需求，对生活满意度产生的或许是间接性作用^[37]。我国有一些研究表明，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情感上的支持是特别重要的^[38]。

（3）从性质方面来说，社会支持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客观支持，另一类是主观支持。郑宏志对城市老年居民的研究发现，除了正性因子与主观支持相关不显著外，主观幸福感各维度与社会支持各维度存在显著相关^[39]。张雯（2004）等对某地区初中生的研究结果中发现，主观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相关较高，支持利用度及客观支持次之，这一结论与郑日昌的研究结论观点一致。也有相关研究证明，个体能感受到的社会支持与个体实际所得到的社会支持之间只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因此相对来说，前者对预测个体的心理健康是更有效的^[40]。

2、主观幸福感与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

国内相关研究表明，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关系密切，积极应对方式的使用比消极应对方式使用的个体幸福感水平显著较高^[41]。应对方式对主观幸福感有较好的预测作用，如杨海荣（2005）等人的研究表明，初中生生活满意度及心理健康各维度均与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呈显著相关^[42]。毛艳霞（2005）研究发现，应对方式是应激源与个心理健康之间重要的中介变量^[43]。

在主观幸福感与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中，大学生群体受到更多关注。彭小红等（2011）利用调查问卷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发现积极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而消极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负相关。王极盛和丁新华（2003）的研究得出同样的结论^[44]。

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是多样的，比如人格因素、社会关系、价值取向、家庭经济收入、身体健康、应激、社会支持等等，均会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应对方式只是其中的一个影响因素。从过往研究文献看，积极应对方式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为9.6%，而消极应对方式为3.2%，表明积极应对方式对SWB的预测作用要大于消极应对^[45]。

3、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和发展概况

关于社会支持水平与应对方式水平的关系，一般研究认为，社会支持系统良好、社会支持水平高的个体，遇到生活中的困境时会有更多的途径得到化解，社会支持作为一种重要的应对资源，被看作是心理应激与健康之间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左茜颖（2007）等的研究认为，社会支持在无形中丰富了体育专业大学生的应对资源的获得，同时也减轻了各类生活中不良的应激事件对他们造成的危害，即社会支持不仅仅有利于社会中各种生活问题的解决，同时还可为个体提供更多的求助对象以及更多对于问题解决途径的选择^[46]。

其他研究发现，积极的应对方式与社会支持的各个维度有非常显著的正相关^[47]，即获得更多社会支持的个体在面对压力时更自信，以及可供个体利用的各种社会支持资源更多以帮助其解决各种问题；同时也因为在挫折和矛盾处理过程中更多的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积极主动的寻求帮助，又会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五、研究展望

如前所述，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是对生活状况的总体评估，是老年人在国家、社会、家庭环境中生活的满意程度指标，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尤为引人注目。

各领域相关研究尽管积累了大量可供参考借鉴的研究基础，但囿于社会关注度、实践需求、学科设置、经费来源等等各方面的限制，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老年人群体的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研究仍显不足。老年人具有不同于其他任何年龄段人群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安享晚年是社会大众对老年人的普遍期许，故深入研究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对于求解我国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人口老龄化发展问题，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稳步前进，具有不言而喻的价值与意义。

如何全面、客观地研究老年人的主观和客观社会支持，探讨应对方式对其社会支持利用度的影响，分析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和预测机制，以期提高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水平、优化应对方式，进而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是未来需要重点深入的研究方向之一。

课题组负责人：

蒋海鹰，广东省老干部大学常务副校长

主要成员：

卢育红，广东省老干部大学副校长

姚若松，广东省老干部大学客座教授，广州大学教授

王卫东，广东省老干部大学客座教授，广州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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